“禁野令”出炉，让上千万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户面临突如其来的“生死考验”。近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征求意见稿公布，大多数在养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未被列入。
产业“亮红灯”但相关配套政策尚未落实。一些贫困地区的养殖户面临转产退出难题，急切期盼有关部门细化转产方案、出台赔偿标准，将养殖户损失降至最低，防止出现新的返贫致贫。
转产退出迫在眉睫
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决定，要求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按照该决定，凡是未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陆生野生动物，一律禁止食用。“禁野令”给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业亮了“红灯”。
近日，养殖户焦急等待的目录征求意见稿公布，31种畜禽被列入其中，这意味着目录之外的野生动物或被禁养。
在目录中，除了猪、普通牛、鸡等18种传统畜禽外，还有13种特种畜禽，比如养殖历史悠久、已形成完善产业体系的梅花鹿；在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有传统饲养习惯的马鹿；主要分布于内蒙古根河市及周边地区，是鄂温克族重要生产生活原料的驯鹿；引进、驯养历史悠久，用途多样的羊驼；多为外国引进，养殖技术成熟的珍珠鸡、雉鸡、鹧鸪、绿头鸭、鸵鸟等；主要用于毛皮加工和产品出口、非食用的水貂、银狐、蓝狐、貉等。
但是多种目前广泛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未进入目录。以贵州为例，该省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种类主要是竹鼠、豪猪、果子狸、蓝孔雀、眼镜蛇等。
近年来，多地将野生动物养殖作为特色产业，带动部分贫困户实现脱贫。数据显示，2019年，贵州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业直接收益达4亿元。
竹鼠养殖户宋美，常年在广东打工，去年3月回到家乡贵州省息烽县小寨坝镇创业，养殖了350多只竹鼠。多年在外打拼的经验，让她认准了养殖竹鼠是个好项目。
原计划2020年扩大养殖规模到5000只，她靠打工积攒的20万元和贷款35万元，已经平整了土地、修建了厂房，没想到新冠疫情暴发，竹鼠养殖“岌岌可危”。
“辛辛苦苦忙了一年，还没开始卖就被叫停了，下一步该如何处理，我急得每天睡不着。”目录征求意见稿已经发布，竹鼠养殖“凶多吉少”，可现在竹鼠不能吃、不能卖、不能杀、不能放，不仅没有一点收入，还要投入成本喂养，十分苦恼。
贵州省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站长冉景承，宋美是我国上千万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户的一个缩影。“禁野令”非常必要，但当务之急是确定“转产退出”方案，让养殖户吃下定心丸，尽量减少损失。
指导谋划替代产业
“禁野”势在必行，养殖户面临转型难题。如何让从业者顺利转产、转业，将各项损失降到最低，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专家建议，有关地方政府应尽快着手帮助养殖户找到“新饭碗”，或谋划“替代产业”，转变经营活动；或寻找其他合适的就业岗位。
在贵州息烽县麒春蛇业养殖场内，养殖户王琪云已从事养蛇行业5年多，目前有大王蛇4588条。过去还养过五步蛇、眼镜蛇等药用品种，但经营下来发现，还是作为食用的大王蛇效益更高，近两年便开始只养大王蛇这一品种。
2018年养殖大王蛇毛收入有50多万元，疫情后产业处于停滞状态，感到十分迷茫。
目录征求意见稿已经公布，最终能被列入目录的在养野生动物显然是少数。现阶段要解决的，一是指导养殖户转型，另外是对数量巨大的在养动物制定处理方案。
曹鸣凤提出，存栏动物数量庞大，集中宰杀或放养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处理难度较大。可以通过“自然食物链”的方式解决一部分，比如把竹鼠、豪猪等作为食物，提供给非食用性利用的药用蛇养殖户。相较于填埋、焚烧等方式，这些办法能弥补一部分损失。
最近，贵州也在探索与部分制药企业、旅游景区等合作，消化处理一部分在养野生动物。
林业部门已经和一些药企达成协议，将养殖户养殖的蛇输送给企业，作为生产保健品的原料；同部分景区达成协议，将养殖户养殖的孔雀、蛇等输送到景区，可以供游客观赏，同时建设科普基地和野生动物保护基地等。
毕节市七星关区林业局副局长张铁军认为，帮助养殖户转产、转业的措施要符合实际，特别是针对贫困养殖户，要制定精准帮扶措施，合理确定有效益的转产项目，有针对性提供技术指导，给予政府贴息贷款等扶持措施，确保养殖户平稳过渡，降低返贫致贫和社会稳定风险。
尽量弥补经济损失
近年来，不少贫困地区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当作特色脱贫产业来扶持发展。
根据2017年中国工程院发布的《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6年全国野生动物养殖业产值就已超过5206亿元，其中食用动物创造产值约1250亿元；全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专兼职从业者有1400多万，其中食用动物产业从业人数达626.34万。
毕节市七星关区沙地社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李隆成，5年前在电视上看到养殖豪猪能赚钱致富，辗转广西、四川等地，学习豪猪养殖技术，并创办了毕节市同心野生动物养殖基地。
2018年，李隆成一家5口通过豪猪养殖实现脱贫。2019年卖了近90只豪猪，收入十几万元，目前圈里还有110只豪猪。
“贷了4万元‘特惠贷’和20万元商业贷款，修了圈舍，准备再扩大养殖规模。可从春节到现在，一只也没卖。”这几年豪猪市场销售不错，周边20多个农户想跟他学技术养豪猪，猪苗的订金都交了，目前看多半是养不成，订金都退了。在他这里务工的两个建档立卡贫困户也只能辞退。
库存的饲料省着喂只能坚持十几天，养殖户支持国家禁养政策，但期盼有关部门能合理补偿，不然损失太大，难以承受。
“豪猪卖不了、贷款还不上，这样的养殖户没有有效帮扶，就可能返贫。”七星关区是贫困人口超过1万人的脱贫攻坚重点县。经排查，全区现有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16家，养殖有豪猪、环颈雉、孔雀、梅花鹿、七彩山鸡、竹鼠等多个种类，带动当地贫困户354户。
初步统计，贵州省目前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基地共1871家，涉及8600多农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103户。
如果禁养之后补救赔偿措施跟不上，就会加剧养殖户返贫致贫风险。
受访的养殖户普遍盼望，各级政府精准施策，制定细致完善的补偿机制。
贫困地区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产业，是随着近些年国家加大扶贫开发力度而兴起的致富产业，起步较晚，不少农户还未获得太多收益，甚至未有收益。建议制定补偿方案时要综合研判，尽量弥补农户损失。
下一步要解决相关养殖户的补偿问题，可补偿资金从哪里来还是个难题。野生动物特色养殖业主要集中在一些中西部贫困地区，这些地区地方财政普遍十分紧张，很难“挤出”资金。建议有关部门能尽快明晰补偿资金的渠道或来源，明确政策支撑，便于地方尽快启动实施，让补偿落到实处。
法治社会，权责应当对等，任何政策必须有始有终。行政机关为满足公共利益需要，发布新的政策，对以往规定进行修正，往往难以避免。但如果政策变动造成了企业和个人的合法财产遭受损失，行政机关也有责任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或提供相关的救济措施，或给予有关当事人一定补偿。
其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禁野令”，对此也有明确要求：“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指导、帮助受影响的农户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补偿。”不过，相对于“禁野令”执行的雷厉风行，相关的救助和补偿措施出台和执行，却似乎给人以慢吞吞之感。
对此，有些地方看到了养殖户的艰难处境，也采取了一定措施，比如，贵州一些地方通过引导，帮助养殖户消化存栏动物数量。比如把竹鼠、豪猪等作为食物，提供给非食用性利用的药用蛇养殖户。探索与部分制药企业、旅游景区等合作，消化处理一部分在养野生动物。但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难以覆盖所有养殖户，也不足以弥补他们的惨重损失。
因此，面对养殖户的困境，地方政府亟需拿出更积极有力的措施。
养殖业是我国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主要分为生猪养殖、家禽养殖和其他畜牧水产养殖，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规模效益明显和行业周期性显著等特点。2017年，随着供给侧改革、环保政策的不断推进，我国养殖行业整体规模化程度与集中度有所提升。目前饲料产量处于高位，主要饲料原材料玉米和豆粕价格预期有所上行，将不利于养殖企业的成本控制。
1、规模化
随着环保政策的趋严，养殖业经济将向增长与环保并重型转变。未来，我国养殖业将以分散经营为主转变为以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为主，行业内信用水平也将出现进一步分化，小规模养殖企业成本控制能力较弱、更新生产设备压力较大，无法达到环保要求的企业面临关闭风险；大型生产企业具有规模效益，在行业集中度提升时能够抢占市场份额，信用水平将呈上升趋势。此外，相较于“公司+农户”以及“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自繁自养”养殖模式在畜禽产品价格下行周期中，成本优势凸显，抗风险能力较强，信用水平将得到较大支撑。
规模农业不仅是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也是未来中国农业转变的主要方向。对于农业的种养殖业来说，规模化无疑是中国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国家对规模养殖将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
2、生态养殖
畜禽养殖污染已经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破解粪污综合利用问题迫在眉睫。因此，兼顾生产生态两大目标，农牧结合、循环发展作为破解畜禽养殖污染难题的生态养殖将成为重点发展对象。
3、特色养殖
特色养殖是指在当地养殖形成一定规模集群、成为一种地区特色的养殖。国家鼓励各地区根据地区优势，发展区域性特色农业项目。
近年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改善了居民膳食结构，畜禽产品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并从需求端拉动了养殖业的发展。2018年，我国养殖业总产值达到3.6万亿元，同比增长2.12%。目前，我国人均肉类占有量达64公斤，直接从事畜禽养殖的收入占家庭农业经营现金收入的1/6，养殖业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达583家，养殖业日益呈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发展趋势。
2013-2018年中国养殖业总产值
